点点赢
开栏的话
在历史长河中，文物是凝固的史诗，承载着民族精神的基因图谱；文学则是流动的星河，激荡着时代的文化血脉。
中国新文学和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云激荡中一同诞生的，二者都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历程中的必然产物，中国新文学发轫伊始就拥有强烈的红色基因。
斑驳的书页间跃动着鲁迅的《呐喊》，泛黄的手稿中封存着茅盾《子夜》的深思，褪色的战旗上浸染着巴金《赴朝日记》的烽火。这些见证革命历史、彰显革命精神、继承革命文化的实物遗存，既是文人风骨的见证，亦是解码革命年代精神肌理的密钥。
本专栏以“以物证史，以文传魂”为旨归，响应“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命题，依托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手稿、书信、图书等革命文物资源，通过解读文物中的文学密码，解析革命年代集体信仰的精神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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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甫一问世，即以磅礴的青春激情与鲜明的革命叙事引发轰动。这部以“九·一八”至“一二·九”为背景的作品，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部正面描写知识分子革命成长的长篇小说，更以手稿为载体，承载着作家个体生命经验与时代精神的深刻交融。
从手稿的反复删改中点点赢，我们得以窥见杨沫如何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间权衡，如何将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精神的史诗。茅盾曾评价其“真实且有典型性”，邓颖超更坦言读至“忘食”，是“一部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
曾命名为《烧不尽的野火》
《青春之歌》的创作始于1951年，历经7年修改，手稿中密密麻麻的删改痕迹，印证了杨沫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反复权衡。手稿首页显示小说曾命名为《烧不尽的野火》，最终定名《青春之歌》，这一演变过程暗含作者从个人化叙事向集体记忆书写的转向。
杨沫早年抗婚离家、投身革命的经历，与林道静从迷茫少女到革命战士的成长轨迹高度重合。手稿中林道静参加学生运动、狱中觉醒等情节的细节增补，均源于作者在冀中抗战时期的亲历见闻。杨沫曾回忆，战友在战斗中接连牺牲，这些鲜活的生命成为她“必须写出来的丰碑”。
作品中卢嘉川就义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令人动容，这种创作自觉使得革命叙事既具理想主义色彩，又不失人性温度。茅盾在分析林道静形象时指出，其“幻想与温情”的流露并非小资情调，而是知识分子真实的精神轨迹。
初稿中余永泽被塑造成纯粹的反面角色，定稿则增添其资助贫困学生、痴迷国学等复杂性的描写。这种改动不仅避免人物脸谱化，更隐喻着新旧文化冲突中知识分子的分化。林道静与余永泽分手时的片段，既有对旧式婚姻制度的控诉，又隐含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反思，呈现出革命叙事中罕见的伦理张力。可见在“革命的洪流中，有人成为砥柱，有人沦为沉沙”，这种辩证思维使小说超越简单的阶级斗争框架，触及人性深度。
文学史意义远超文本本身
作为新中国文学史上首部知识分子题材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文学史意义远超文本本身。手稿中的“一二·九”运动场面，从全景式铺陈到以林道静视角聚焦的描写，体现作者对史诗性与个体性叙事的平衡探索。这种创作手法既延续茅盾《子夜》式的社会剖析传统，又开创以女性视角观照革命的新范式。
茅盾曾批评小说“语言缺乏个性”，但手稿中大量北平方言与五四白话的杂糅使用，恰恰构成特殊的时代语体。如林红狱中独白“把骨头烧成灰也要向着党”的表述，既保留民间话语的质朴力量，又赋予革命话语情感温度。这种语言实验为红色经典的美学建构提供新路径，其影响可见于杨沫的后续创作。
在人物塑造上，杨沫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贯穿始终，并有创新尝试。如卢嘉川的原型源于冀中抗战烈士，其就义场景从手稿中寥寥数笔，到定稿时扩充为充满诗性光辉的篇章，这种从史实到诗意的升华，使革命叙事摆脱了概念化窠臼。而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幻灭、与卢嘉川的精神共鸣、与江华的志同道合的3段情感经历，则构建起“爱情-革命”的双重叙事结构，为红色经典的情感表达开辟新路径。
超越文献意义成为精神图腾
现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青春之歌》手稿，已超越文献意义成为精神图腾。2024年10月，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红色经典展”，离手稿展柜不远处的读者留言簿上，“愿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的留言与手稿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互动印证了经典文本的再生能力。当“林道静”们在银幕上高唱《五月的鲜花》时，手稿中涂抹的墨迹早已化作文化基因，融入民族精神血脉。
杨沫晚年将手稿与版权无偿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她说：“我们不是为了金钱而写作，不是为了个人的名位而写作。我们的笔尖凝聚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的深挚的爱，凝聚着对真理、对人类进步事业深深的爱与向往。”这种将个体创作视为集体精神财富的认知，恰是《青春之歌》超越时代的根本价值。
《青春之歌》手稿作为特殊的历史文本，既是作家创作心路的物质见证，更是解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密钥。手稿中那些被删改的片段、增补的批注，不仅记录着作家个体的思想跋涉，更折射出整个民族在救亡图存中的精神觉醒。
当数字化浪潮席卷文献研究时，泛黄稿纸上那些力透纸背的字迹，依然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文学经典，永远在与人的心灵对话中获得新生。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点点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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